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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務頭子領軍，情報戰線網羅臺灣
時間回到 1945 年 9 月 1 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剛落幕不久，一艘前往臺灣接運戰俘的美國軍艦在基隆港緩緩靠岸。船上有兩位自稱為上校的中國人，但真實身分其實是國民政府「軍統局」的特務──顯然在正式接管臺灣以前，情治系統已率先登島，佈建情報網絡。
軍統局的全名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最初為 1930 年代初期成立的「特務處」。對日戰爭期間，這個神祕組織由傳奇人物戴笠領導，逐漸發展為蔣介石政權最龐大的特務諜報機關，執行情報蒐集、暗殺、反間等各項祕密任務，同時防範敵方間諜的潛伏滲透。
當時的臺灣作為「敵方」領地，以及日軍展開南進的據點，自然也是重點偵查目標。1941 年，軍統局開始對臺展開情報偵蒐，設立專門的單位與訓練班，招募地緣關係相近的閩人、粵人成為特務，但尚未取得很好的進展。
待到二戰結束，軍統局才正式抵臺設立臺灣站。然而，在戰後初期，臺灣還有許多不同系統的特務組織，比如中統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警總（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室與第二處、憲兵第四團特高組……等等。這些情報單位互不相謀、甚至互相掣肘，形成了複雜的情報體系。
臺灣保密局成立，吸收在地特務
1946 年 8 月，由於輿論在戰後大力疾呼「取消特務統治」，蔣介石不得不將軍統局縮編為「保密局」，移轉出軍事國安、警察等業務，只專責各黨派的黨政情報工作。
保密局臺灣站也由林頂立擔任首任站長，展開情偵業務。然而，臺灣才剛剛脫離日本統治，特務機關是如何進行組織運作？又如何佈建臺灣在地的情報系統？
從口述資料顯示，初期因為毫無地方網絡基礎，運作相當艱困。因此，除了陸續渡海來臺的情報人員，情治組織也開始吸收在地成員，特務群體的隊伍日益壯大。
當中代表性的例子是許德輝。他原本是地方角頭流氓，進入特務系統後，便持續運用地方關係，祕密吸納各式社會人士，潛伏安插在不同行業角落，比如酒家、茶室的工作者。後來在二二八事件，許德輝也扮演非常關鍵的「間諜」角色。
二二八事件中的情報傳遞
林正慧提到，當時臺灣的特務以情報蒐集為主。以保密局為例，在臺灣本島多縣市、澎湖都設立「組」，組之下則有「通訊員」、「運用人」（類似俗稱的線民）等基層特務。他們蒐集的情資，透過組、站乃至於南京保密局本部，一層一層往上呈送。篩選後的「重要」情報，最終傳遞到蔣介石眼前，成為決策參考。
從這個角度來說，特務組織在臺灣近代史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 1947 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根據已揭密的檔案，特務系統對當時臺灣局勢的危急性，或許有誇大的嫌疑，包含在軍隊抵達臺灣當日，便立即回報「情況萬分緊急，有隨時失陷可能」。他們上呈的報告，很可能影響了中央政府派兵鎮壓，以及後續一連串「清鄉」的決定。
檔案內容也顯示，臺灣站的通訊員佈下天羅地網，全面監控。不只在二二八當下，事件趨平息的中後期仍強力蒐集「叛亂」情報，四處舉報有嫌疑的逆黨分子；不同派系的特務系統，也趁機整肅異己，相互鬥爭、爭奪資源。情報網羅之密集激烈，甚至還會發生「互相踩線」，舉報到不同情治系統的「自家人」！
「退休」後的特務們去了哪？
除了解開二二八事件中的情治組織、化名之謎，林正慧也考察比對大量檔案，循線追索事件落幕後，這些特務們去了哪？做了什麼？是否仍以不同身分潛伏，扮演威權領袖的耳目？
她將曾參與二二八事件的特務整理成一份名單，蒐集各種史料，為每個名字建構「履歷」──包括這些特務的掩職與轉職。「掩職」指的是在職期間檯面上的公開職務，藉此掩護特務身分；「轉職」則是他們脫離情治機關以後的生涯發展。
林正慧表示，常見的掩職，一是縣市政府、省政府的各層級公務員，戰後情治人員普遍會以政府機關來掩職。另一大宗則是媒體業，這或許是因為記者調查訪問的工作性質與情報員相近，方便掩護任務。例如：1947 年林頂立籌辦的《全民日報》，旗下許多記者都是保密局的通訊員。換句話說，整家報社幾可看成是情治單位的掩體。
特務群體的轉職，則顯得相當多元，舉凡國大代表、縣市首長、議員、警察局長、報社發行人、戲院老闆、宗教領袖，各行各業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
「你會忽然發現，這些人就存在我們的生活周遭。」林正慧指著林頂立的名字說道：「1972 年的報紙還把他列入『最有影響力的 280 位臺灣企業領袖』，誰會想到他在二二八事件裡是這樣一個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