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其實也有偉大復興
中國學界與海外研究把民國史視為一個複雜的「軍閥、政黨、社會互動史」，厚達十冊、九千頁、千萬字的專著比比皆是，將軍閥割據細分為180多個系統、55個地方軍、甚至17個滿洲新軍。這種寫法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碎片化現實，也揭示地方武裝、仕紳、自治實驗等多元力量。
然而在台灣，民國史卻被簡化為一場「國共內戰」與一部《蔣公中正傳》。在這種史觀裡，北伐僅僅是一年內完成的「偉大統一」，北洋歷史與地方軍閥全被抹消。如果有人強調軍閥政治的複雜性，就會被指責為「太繁瑣、太不純粹」，甚至被定義為「偽造歷史」。歷史因此被縮減為「國民黨的民國」，其他人的存在本身就對歷史構成冒犯。
一、北伐的四大支柱與八個軍
北伐被稱為「桂系第七軍」與「黃埔第四軍」的「雙壁」戰爭。但同時，蔣中正三次下野，靠的不是軍功，而是孔宋家族三次砸錢保駕，北伐並非「蔣一人之勝」，而是黨內各派與財閥共同運作的權力遊戲。
1.桂系
第七軍（李宗仁軍，白崇禧參謀長）：「模範軍」，北伐先鋒。
第四軍（張發奎主力，最初有唐生智插手）：與黃埔系關係密切，中線主力。
2.粵系
第一軍（何應欽）：黃埔骨幹為基礎。
第二軍（譚延闓）：湖南背景，兼有湘粵色彩。
3.湘軍
第六軍（程潛系）：湘系地方軍改編。
第八軍（唐生智系）：湘軍主力之一，戰力強，但與中央多有齟齬。
4.黃埔系
獨立團（後擴編為第四軍骨幹）：葉挺、周恩來等皆出自此，國共合作的標誌性部隊。
第九軍：由黃埔嫡系擴編，作為中央新軍核心。
二、北伐的軍事成就與局限
北伐過程中，大多數地方軍閥選擇「改旗易幟」，隨著1928年張學良「易幟」，全國名義統一，但保留原有部隊與指揮系統，並沒有經過實質裁軍與中央整編。美籍學者薛立敦（Edward A. McCord）稱之為「殘餘軍閥主義」（residual warlordism），陳志讓更直言：「北伐消滅了北洋軍閥，但沒有消滅軍紳政權。」
關鍵的是，南京政府在1928 年後的實際掌控區域僅佔全國約8%的土地與20%的人口。其餘廣大地區仍然在地方勢力的實際控制下，南京只能依靠名義上臣服的軍閥來維持統一的表象。這種局限，使得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僅在北伐完成後數年間，就爆發了蔣桂戰爭（1929）、蔣馮戰爭（1930）、中原大戰（1930）等大規模內戰，規模甚至超過直皖、直奉之爭的死傷，顯示軍閥割據並未真正消失，只是換了一個「國民黨招牌」的殼。
三、北方輿論全面反蔣
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等人，也對北伐持保留乃至負面看法，認為它並非真正的民族革命，而是地盤之爭的延續，胡適在1928–1929年間，公開演講時批評國民黨「政客化」。
《晨報》直言：「今日黨軍之病，在軍人未能拋卻舊軍閥傳統之地盤觀念，故雖在青白旗幟之下，以主義來相號召，然其所表現於吾人之前者，則悉為地盤之爭、權利之戰而已。」
李璜(青年黨領導人)敏銳地觀察到南北心理的斷層：「更可憂者精神方面，北人對於南人，在此次國民革命之後，懷著一種嫉視的心理，革命而既以主義相號召，而要稱作『北伐』，這足使北人感到南宋之對金人，把北人當著異族看待，何況將北京改成『北平』呢？」
四、後續興論指責訓政實為法西斯主義
《大公報》社論就尖銳批評：「今國民黨既排斥共產黨之根本理論，而徒學其一黨專政，是誠畫虎不成之流矣，抑觀國民黨今日所謂專政，反類於意大利之法西斯蒂。」
《京報》：在北伐軍入北方時，刊文諷刺「旗幟雖換，地盤未改」，南軍只是另一種軍閥。
「廣東國民黨招致反對最大之點，為主張俄式之黨治主義。」
「吾人不敢贊成軍閥專制，然亦何可贊成黨閥專制。」
胡漢民批評南京政府「黨治不下於袁世凱之帝制」，甚至說「一黨專政即是黨閥專政」。
梁漱溟「國民革命已淪為黨人革命」
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說：北伐的「統一」只是「symbolic unification」，地方仍由原軍頭支配。這些興論讓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及遠東助卿白德華在國務院中主張「如果美國繼續支持被中國人民唾棄的蔣介石獨裁政權，將有損美國的國際聲譽。」
《東京日日新聞》與《大阪朝日新聞》在 1927–1928年的評論中，將北伐視為「中國式軍閥交替」
1.權力結構：袁世凱 1914 年《約法》所創的總統集權體制，在 1928 年後的南京政府並未被削弱，反而藉由「一黨訓政」更加鞏固。總統統帥三軍，任命閣揆與院長，中央掌控地方財政，與北洋集權模式如出一轍。
2.對外關係：國民黨以「反帝」號召，但對列強依然軟弱無力。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南京政府未能廢除《二十一條》，反帝口號淪為空談；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使國民黨主要軍力投入剿共，而非抗日。
3.一黨訓政：1927 年清黨之後，多黨革命聯合瓦解，《訓政綱領》確立「黨綱高於憲法」，國民黨的專政模式甚至被同時代人視為仿效法西斯。
四、台灣版本的「民國史」只是《蔣公中正傳》
台灣課本裡的「民國史」說到底就是一部《蔣公中正傳》。所謂的「黑民國史」，其實並不是揭露什麼祕辛，而是因為缺少以蔣中正為唯一主角的單線敘事。按照這種史觀，歷史一旦脫離「蔣公中心」就成了「偽史」，就算你能舉出再多軍閥、地方武裝、乃至共產黨以外的反蔣力量，都會被標籤成「抹黑民國」。
民國史被縮減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史，而且還是蔣中正式的版本。蔣介石的「一黨訓政」變成了「訓政時期的必然過渡」，「北伐神話」成了不可挑戰的偉大成就，至於那些曾經與蔣對抗過的軍閥——哪怕他們當年出身同盟會，乃至真正為反清、反帝努力過，都會被歸類為「地方割據」、「反革命」、「分裂中國」，成了國民黨口中的歷史原罪。
這就是台灣官方口中的「民主」與「自由」，它只能在國民黨允許的框架裡發生，自由是只能在蔣公主線下書寫的自由。只要有人想挑戰這種「一元史觀」，那麼不論你是揭露北伐後的殘餘軍閥，還是討論地方自治的可能，都會被視為對「正統民國史」的攻擊。
五、建制派主張願意和統不會走到今天
北伐前的中國雖然軍閥林立，但在北洋政府的架構下，國家機制仍能基本運轉。北洋雖無力全面約束地方軍隊，卻維持了一種相對的平衡與穩定。打破這種局面的，正是蔣中正發動的北伐。北伐不僅捲入大批北方勞工與仕紳，也使原本觀望的地方精英被迫選邊站，逐漸削弱了他們對南京政權的信任。
進入國共內戰時期，蔣中正又多次以「預支軍費」之名，將全國資金集中南運或外運，造成國內經濟動盪，民間憂慮加深。尤其在土地改革失敗後，社會信任徹底崩潰。上海仕紳因此聯手抵制，凍結國民黨在滬資產，直接導致「美援資金」與「1.3億發美製彈藥」無法順利運抵前線。
當時上海士紳公開表態：「國難當頭，應共體時艱，而不是個人獨斷轉移資金，更不應隱瞞群眾。國民政府既稱立憲政府，又怎能如此專斷？」甚至有人質問：「蔣委員長難道不願意留在中國共赴國難嗎？」最終，蔣仍透過香港作為跳板，多次轉運財貨，這才留下了後世所謂的「黃金檔案」。
